·施洛斯是美国最杰出的价值投资者之一，他被同门师兄、好友沃伦·巴菲特称为“超级投资者”。

　　1934年，施洛斯在华尔街找到了第一份工作——跑单员。他曾师从价值投资开山鼻祖本杰明·格雷厄姆，1946年开始为老师工作，直到1955年自立门户，成立沃尔特J·施洛斯合伙人公司。

　　在47年管理合伙公司期间，他为客户赢得了20%的年复合回报率（扣费前）。而同期标普500指数经历了起起伏伏的牛熊跌宕，

　　巴菲特曾这样评价他：“沃尔特知道如何识别那些售价远低于其价值的证券，这就是他所做的一切。他持有的股票数量比我多得多，而且对企业的内在本质远没有我感兴趣。我似乎对沃尔特没什么影响力，这正是他的优点之一。”

　　“好生意我们也喜欢，不过我们不愿意花那么多钱买。问题是这个‘好’究竟有多好呢？我可能会出错。干这行能学会什么是谦卑，因为自己犯过错。”

　　在自己合伙公司的投资生涯中，施洛斯基本保持满仓运作，一般持股在60-100只左右。他只关注买入超值的股票，不太在意股市怎么走。

　　而我们从阅读感的角度做了重新的编辑润色和一些细节补充，如果出现差错应该归咎于我们。

　　喜欢Jason在前言中的这句话，“世人都在歌颂巴菲特的语录，但我觉得普通人更应该模仿施洛斯。”

　　聪明投资者（ID: Capital-nature）经授权转载分享给大家，希望一样有巨大的获得感。

　　这是沃尔特·施洛斯的故事。一个在近半个世纪里持续跑赢市场，却从未试图借此成名的人。

　　他没有登上头条，也没有写出畅销书。他既没有经营对冲基金，也没有在CNBC亮相。事实上，你甚至可能在街头与他擦肩而过，却永远不会知道，自己刚刚遇见了20世纪最伟大的投资者之一。

　　在一个越来越喧嚣的投资世界里，充斥着预测、专家言论与业绩焦虑，施洛斯始终保持沉默、沉稳与自律。从1956年到2002年，他为一小群投资者管理资金，年均回报率达20.5%，几乎是同期标普500指数表现的两倍。

　　答案很简单：谨遵导师教诲。这位导师就是“价值投资之父”本杰明·格雷厄姆。

　　他寻找那些股价远低于内在价值的公司，无视市场趋势，耐心等待价格向价值回归，并一次又一次地重复这一过程。

　　同样师从格雷厄姆的沃伦·巴菲特，曾称施洛斯是“格雷厄姆和多德村的超级投资者”之一。

　　巴菲特这样评价他：“他知道如何识别低价出售的证券，他所做的仅此而已。他持有的股票数量比我多得多，而且对企业的内在本质远没有我感兴趣。我似乎对沃尔特没什么影响力——这正是他的优点之一。没有人对他有太大影响。”

　　这种独立，贯穿了施洛斯整个职业生涯。他不为时尚、恐惧或他人意见所左右。他相信自己的方法。他有信念，最重要的是他相信自己。

　　但这个故事并不只是关于投资。它也关乎家庭的失去、纪律与品格。这是关于一系列痛苦的财务失败，以及施洛斯的家庭如何塑造了他对金钱、风险和生活本身的看法。

　　他的祖父白手起家创立了一家成功的企业，却被一个不诚实的簿记员盗走。他的父亲因此失去了一切，又在1929年股市中遭遇重创。

　　施洛斯从华尔街跑腿员起步，到二战期间赴伊朗服役，并协助美军破译情报。战争结束后，他重返纽约，先是为本·格雷厄姆工作，后来独立投资，起步时仅靠自己的一笔5000美元资金和一小群朋友的支持。

　　随着时间推移，这笔资金最终发展成超过1.3亿美元的资产管理规模，几乎没有间接费用，没有员工，也没有任何营销投入。

　　在接下来的内容中，你将得到许多切实可行的建议：如何寻找价值高于价格的公司，如何避免财务崩溃，以及为何在恐慌时期买入，反而可能是最明智的选择（前提是你有足够的承受力）。

　　他用一台老式安德伍德打字机打字，只在打折时买西装，乘坐公共交通工具，自己擦皮鞋，自带苏格兰威士忌。

　　他曾说：“我晚上不会躺在床上睡不着觉，试图预测市场会如何发展。当市场急剧下跌时，我就会遭受损失。”

　　探索施洛斯的旅程，不只是他创造的回报，也包括那些指引他前行的原则、支撑他决策的价值观，以及在面对恐惧与不确定时依然做出理性选择的日常习惯。

　　这不是一个荣耀的故事，而是一个关于专注的故事，一个持续把简单的事做对，最终积累成非凡成就的故事。

　　这个故事始于他的祖父。1868年，他怀着希望与抱负来到美国，创办了一家生产内衣的纺织企业，一度风生水起。

　　可就在某一天，家中信任的簿记员消失了，连同整个公司的资金一并消失。这是一次彻底的背叛，企业也就此垮塌。

　　这个故事在施洛斯家族里流传了几十年。传递着明确的信息：信任可能是危险的，而成功并非牢不可破。

　　1920年代初，在无线电热潮中，他与人合伙制造晶体收音机，那时的人们刚开始用广播获取信息。但没过多久，工厂在一场神秘的大火中化为废墟，没有保险，也没有备用方案。

　　那年，施洛斯的父亲倾尽所能，把妻子获得的全部遗产——1万美元投入了股市。他挑中了两只股票，马西森碱业和布里奇波特面包公司，用保证金杠杆买入，希望放大收益。

　　但市场崩塌了。股价如石头般坠落，追加保证金通知接踵而至，迫使投资者在最糟糕的时刻被动斩仓。

　　他的母亲终身未能从那次打击中真正恢复过来，内心对金钱有着持续的恐惧。她从不认为市场是充满机遇的地方，在她眼中，那是一片充满危险的雷区。

　　而施洛斯从小就感受到了这一切。他没有靠看图表或参加讲座学习投资，而是从现实世界中吸取教训：命运可以在一瞬间从成功滑向崩溃。

　　他曾用一句朴素却精准的话总结这一切：“财富难以积累，太容易失去了。”这句话成了他一生的北极星。

　　重要的是，施洛斯的投资理念并非诞生于学术课堂或金融模型，而是来源于“如何生存”。

　　施洛斯家从不谈复利，也不规划什么退休计划。他们只谈一件事：如何不被淘汰。他们教会沃尔特·施洛斯要提防看起来过于美好的机会、避开不可靠的合伙人、学会拒绝诱惑。

　　那笔在股灾中损失的1万美元，成了施洛斯心中永远的阴影。他说，这件事一直困扰着他。这不仅是一个金钱上的损失，更是一次关于判断错误、信任错人、未能预见风险的惨痛经历。

　　所以当施洛斯开始投资，无论是用自己的钱，还是后来替别人管理资金时，他背负着这段记忆。不是出于恐惧，而是出于现实；不是因为悲观，而是因为他知道代价。

　　他从未将自己视为投机者或金融天才。他把自己看作一个管家，首要任务不是获取最大利润，而是守护托付在自己手中的每一分钱。

　　施洛斯不是家庭中唯一有梦想的人。他还有一个妹妹，人生轨迹截然不同。她活跃于百老汇的舞台，热爱舞蹈与创造，拥抱掌声与灯光。

　　施洛斯尊重她的勇气，但他并不向往那种人生。他不追求聚光灯，只想追求一种可控、可依靠的稳定感。

　　沃尔特曾说，有一种积极的压力，来自于你正在做自己热爱的事情。但当你所做之事与性格不符，就算逻辑完美，也可能扰乱内心、带来伤害。

　　他相信，财务成功不该以牺牲个人安宁为代价。再聪明的策略，如果让你难以夜夜安枕，就不值得。

　　他也从不忘幽默感。他欣赏生活中的悖论与荒诞，从不把自己看得太过严肃。即便在管理数百万资金时，他仍保持着一种平和的心态。

　　所以，当我们谈论投资者沃尔特·施洛斯，其实我们是在谈一个普通人如何用原则度过不确定人生。

　　他的童年充满不公、失败和意外，但他始终相信：只要诚实、谨慎，并坚守价值观，就能挺过最艰难的时刻，并做好准备，迎接未来可能馈赠的一切。

　　那时他的父亲失业，家里急需用钱。于是，他没有走进大学课堂，而是直接走上了华尔街，开始了一段完全不同的学习旅程。

　　起点很低，从跑腿做起。这份工作正如字面所示，在公司各部门之间奔走，传递信件、文件和股票凭证，有时甚至要跑遍整座城市。

　　他近距离观察到业务如何运转，谁在做决策，市场剧烈波动时，哪些人惊慌失措，哪些人镇定自若。

　　凭借出色的表现，施洛斯获得了晋升，被调往收银台开始处理证券和交易，肩负起更高的责任与信任。

　　但他不满足于此。他想真正理解市场，了解背后的逻辑。他主动提出请求，希望调到研究部参与公司分析和投资建议的制定。

　　当时，一位他十分尊敬的同事给出了一个建议，“去读《证券分析》，那本书能教你需要知道的一切。”

　　《证券分析》由本杰明·格雷厄姆和戴维·多德于1934年合著，不是一本通俗易读的书。它内容密集、专业且公式繁多，但对施洛斯来说，这如同打开了一扇通往新世界的大门。

　　这不是他父亲曾沉迷的那类投机游戏，不靠技巧、窍门或押中热门股，而是围绕“价值”展开。

　　格雷厄姆的核心思想是：每只股票都既有市场价格，也有内在价值。投资者要做的，是在市场价格远低于内在价值时买入，从而构筑“安全边际”。

　　施洛斯很快得知，格雷厄姆正在纽约证券交易所学院开设夜校课程。这些课程价格低廉、对公众开放，任何有学习意愿的人都可以报名。

　　他并不孤单。那些课堂后排坐着许多华尔街老将、机构交易员，甚至是未来的传奇人物，其中包括后来执掌高盛的格斯·利维。

　　吸引他们的不仅是格雷厄姆的才华，更是他的慷慨。他讲授真实案例，分析实盘数据，不保留地分享策略。

　　格雷厄姆坚信，市场会犯错，且会犯大错。真正聪明的投资者不能随波逐流，而应靠独立分析做判断。

　　他最常被引用的一句话是：“聪明的投资者买股票就像买日用品，而不是像买香水。”换句话说，务实、讲成本，追求真实价值，而非虚幻想象。

　　在选股上，他避开那些令人着迷的“梦想股”——故事精彩、充满想象力，却价格高企、没有业绩支撑。他教学生专注冰冷的数字，寻找股价低于账面价值或营运资本的公司，那些被忽视、被误解、被冷落的企业。

　　在研究方法上，格雷厄姆有一个看似离经叛道的建议：不要与管理层交谈。理由很简单，因为管理者可能极具说服力，善于讲故事，一旦你陷入他们的叙述，便容易丧失独立判断。你会开始支持他们，而不是审视他们。

　　他大部分职业生涯都不参加公司会议，不听电话会。他的研究完全基于公开信息，尤其是资产负债表。他相信数字比言辞更可靠。

　　1940年，施洛斯从交易所学院获得了投资证书。他从不吹嘘这件事，也没有用它打造什么品牌。但这些年夜校的学习和无数小时的分析练习，奠定了他作为价值投资者的根基。

　　更重要的是，他因此与本杰明·格雷厄姆建立了联系。他曾主动写信介绍自己。几年后，当他从二战战场归来时，一封回信等着他。短短一句话，却改写了命运：“你愿意来为我工作吗？”

　　24岁的沃尔特·施洛斯并没有等待征召，而是主动参军。他不是冲动好战的类型，而是沉静细致、善于分析，而这些正好适用于另一个战场——通信与密码。

　　完成基础训练后，施洛斯被派往华盛顿特区军事通信部门工作，负责全球加密信息的收发。

　　在今天，“加密”这个词让人想到算法与服务器，但在那个年代，加密靠的是纸张、铅笔和精准的程序。

　　不久后，他所在的团队被并入第833通信勤务连，这是一个肩负特殊使命的单位。他们的目的地是战争地图上不常被提及的一个前线：伊朗。

　　盟军在那里正展开一次至关重要的后勤行动——波斯走廊。这条路线的作用，是帮助美国向苏联输送战争物资。

　　由于跨越北大西洋的航运路线被德军U型潜艇严重破坏，盟军决定采用一条更迂回却更安全的替代路径：从美洲绕行非洲，经波斯湾北上，再穿越伊朗，将武器、燃料、零部件和衣物运送到苏联。

　　这条路线漫长复杂且耗时，却至关重要。施洛斯所在部队负责的，正是这条生命线的通信保障工作。

　　从1942年底到战争结束，超过450万吨货物通过卡车、火车和飞机，经伊朗送往苏联前线。而施洛斯和他的团队，负责保障这些物资的调度指令传达无误，确保通信不中断，避免延误与混乱。他们的工作默默无闻，却是整个系统得以运转的基础。

　　他的细致与专注得到了长官认可。1944年，他被派回美国，进入军官候选学校，毕业后以少尉军衔被分配至五角大楼——美国军事指挥的神经中枢。

　　但即便身在战时岗位，施洛斯的心思并不只在战争。他仍在思考投资，仍然记得那个改变了他一生的夜校课堂，仍然记得那本厚重的《证券分析》。

　　他不时给本·格雷厄姆寄明信片，传递新年问候与近况，也借此提醒对方：他还在，还记得那段学习经历。

　　而格雷厄姆也没有忘记他。在沃尔特军官毕业前夕，一封信抵达军营。信中只有一句话：“你愿意来为我工作吗？”

　　格雷厄姆在施洛斯身上看到的并不是外在的锋芒或口才，而是更为稀缺的品质——耐心、好奇心，以及对风险的敬畏。他看到一个经历了家庭动荡、走过战争、却仍保持求知欲望的年轻人。

　　他还不知道，这次走进格雷厄姆-纽曼公司的办公桌前，开启的是一段长达47年的投资生涯，一段后来成为价值投资史上经典范例的旅程。

　　1945年岁末，新年前夜，沃尔特·施洛斯走进了格雷厄姆-纽曼公司的办公室，开始他的新工作。

　　这是一次走进思想源头的机会。本杰明·格雷厄姆不仅是他心中的投资天才，更是价值投资这门基于理性与逻辑的学问的缔造者。而格雷厄姆-纽曼公司，正是这套理念落地生根的实验场。

　　这里的规则清晰：以50美分的价格买入价值1美元的资产。听上去简单，做起来却极其艰难。他们寻找的，是那些交易价格低于营运资本的公司。

　　具体做法是分析公司的流动资产，如应收账款、存货，减去所有负债，看看剩余值是否高于公司的市值。如果是，那这家公司可能值得买入。

　　这些被称作“净净值”（Net-Net）的公司，股价低得惊人，甚至破产清算的价格都比市值要高。多数投资者对这类企业避之不及——陈旧、挣扎、毫无吸引力。

　　他们不预测未来，不关心管理层观点，不在意季度盈利，更不需要炫目的PPT。他们只看资产负债表，只关心一件事：价格是否足够低，低到几乎不可能亏钱。

　　公司内部有一条铁律：远离热门股。在格雷厄姆眼里，那些登上头条、股价飙涨、讲故事能力出众的公司，正因其“完美预期”而危险重重。只要稍有不如预期，价格就可能从山巅坠落。

　　“沃尔特，记得吗？”他常说，“我们不追逐光环，我们买便宜货，然后等待。”

　　有时他们等几个月，有时是几年。但他们从不焦虑，因为他们相信：只要买得足够便宜，时间就是朋友。

　　有一天，施洛斯坐在办公室，电话响起。这通电话日后载入投资史册——格雷厄姆成功收购了GEICO（政府雇员保险公司）的一半股份。

　　（聪投注：1948年的那个周六，格雷厄姆只是想核实一下自己的假设：GEICO公司是否真如财报上所示那样高效、盈利。在合伙人戴维·多德初步调研后，格雷厄姆亲自完成了深入考察。

　　后来格雷厄姆-纽曼公司以71.2万美元收购了GEICO50%的股份。这笔注资不仅挽救了当时处于扩张阵痛期的GEICO，也成为了格雷厄姆职业生涯中最成功的一笔投资。

　　1951年，年仅20岁的巴菲特在哥伦比亚大学修读格雷厄姆的课程。他在翻阅格雷厄姆的持仓记录时发现了GEICO，并深受震撼。

　　在一个周六，他孤身搭乘火车前往华盛顿，敲开了GEICO办公室的大门。幸运的是，他遇到了当时唯一在场的高管洛里默·戴维森。在那场长达数小时的对话中，戴维森不仅解答了巴菲特的疑问，更彻底重塑了他对保险商业模式的认知——尤其是“浮存金”这一核心概念。

　　20世纪70年代中期，当GEICO因承保失误陷入破产边缘时，巴菲特果断出手，不仅在公开市场大量吸纳其极度廉价的股票，还积极协助公司度过难关。

　　直到1996年，伯克希尔以23亿美元收购了其剩余的所有股份。这次收购不仅是对“导师挚爱”的传承，更让GEICO成为了伯克希尔帝国的核心支柱之一。）

　　这本是一次小众的交易。GEICO当时仍鲜为人知。但施洛斯收到的指令冷静克制，格雷厄姆淡淡地说，“如果事情不顺利，我们总可以清算资产，把钱拿回来。”

　　这不是安慰，而是格雷厄姆整个投资哲学的缩影：在每一笔投资中，始终先考虑下行保护。没有狂喜，没有“重大突破”，只有冷静、扎实的决策框架。

　　根据当时SEC的规定，投资公司若要持有保险公司超过10%的股份，必须获得特别批准。格雷厄姆的法律团队忽略了这一点，SEC下令其处置所持GEICO股份。格雷厄姆试图撤销交易，却遭到拒绝。

　　最终，公司只能将GEICO股份按成本价分配给股东。格雷厄姆本人未从中获利，但那些持股不动的股东，日后都大幅获利。

　　施洛斯也是其中之一。他收到了一些GEICO股票。可惜在儿女出生时，为支付住院费用，他先后卖掉了部分持股。这笔本可能带来巨大回报的投资，最终成了他人生中一段“现实主义注脚”。

　　但也正因如此，施洛斯从中领悟到更深层的格雷厄姆教义：即使是最好的机会，也应被原则约束，而非情绪推动。

　　格雷厄姆常说：“投资者最大的敌人，可能就是他自己。”因此，他们构建了一整套系统，排除情绪干扰，专注于事实本身。他们不依赖市场情绪或体制支撑，而是依靠严谨分析与独立判断。

　　施洛斯在那里学会了几件事：相信数字，而不是故事；在别人恐惧时出手，而不是随波逐流；把投资当作生意，而不是赌场。

　　格雷厄姆从不“培养门徒”，他只是种下思想的种子。而沃尔特·施洛斯，成为了最坚定的追随者之一，不是在言语上，而是在行动中。

　　施洛斯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。他有着优秀的履历，却对加入任何一家华尔街大公司毫无兴趣。他不渴望办公室、不需要分析师团队，也不在意头衔。

　　这家公司最初只有一张桌子、一个人和一笔不大的启动资金。他将它命名为“施洛斯联合公司”，选择小规模起步，着眼长期发展。

　　他并没有从机构那里筹集数百万美元，而是靠自己和少数朋友的信任开始。当时的启动资金是10万美元，其中5000美元来自他自己，其余则来自一些前格雷厄姆-纽曼的股东。

　　施洛斯没有员工。他接受霍华德·布朗（Howard Brown）的邀请，在特威迪·布朗公司（Tweedy Browne）的一张办公桌上办公。布朗对他十分尊重，给了他极大的空间。

　　他的成本极低，没有分析团队、没有调研开支、没有花哨的模型或数据订阅。他依旧用着削尖的铅笔和资产负债表，靠的是耐心与自律。他的目标从不是跑赢别人，而是做对的事，避免损失。

　　他的收费结构也非传统：不收管理费，只在盈利时分成25%的利润。没有盈利，他一分钱也不拿。也没有固定薪水。

　　这不是一种策略而是一种价值观念。施洛斯认为：如果客户赚钱，他才应该赚钱；如果客户亏了，他也不该独善其身。

　　这样的理念贯穿了他之后的整段职业生涯。从1956年到2002年，他的年均回报率达到20.5%，几乎是标普500同期表现的两倍，且横跨数轮牛熊。

　　但施洛斯从不张扬，他从未试图把业绩变成个人品牌。事实上，大多数人甚至从未听说过他的名字，而这正是他所希望的。

　　他始终坚持自己的方法：寻找小型、冷门、估值低廉的公司；避免使用杠杆；不预测市场走势；不追逐热点。他甚至从不向客户披露持仓，不是为了保密，而是因为他知道过多的透明可能适得其反。

　　如果投资者知道他买了什么，有人会去模仿，可能推高价格、影响建仓，也有人会因短期波动而情绪化地质疑策略。

　　他选择了一种极不张扬的方式来践行信任。不公开组合，不解释逻辑，只交付结果。而年复一年，那些结果从未让人失望。

　　他每天搭乘公共交通上下班，亲手擦皮鞋，写信用的是老式的安德伍德打字机。他喜欢卷心莴苣，买打折西装，去邮局时自带胶带，以免浪费时间排队。

　　沃尔特·施洛斯认为，金钱应当被尊重，而不是被崇拜；财富是责任，不是炫耀的筹码。在一个推崇“聪明押注”、贪恋高风险与高回报的时代，他始终忠于自己的节奏，不追风口，不赌趋势，守住的是一种几乎被时代遗忘的品质：稳健、节俭、独立。

　　沃尔特·施洛斯并没有试图彻底革新投资。他不追逐下一个热门事物，也不在乎市场预测或投资者情绪。

　　他只是坚持一种方法，并且一坚持就是近50年。而事实证明，这种方法行之有效。

　　他用最简单的一句话概括自己的做法：“我试图在公司走下坡路时买入，在其走上坡路时卖出。”

　　大多数投资者恰恰相反。他们在价格已经上涨后买入，害怕错过机会；在价格下跌时卖出，担心损失进一步扩大。

　　施洛斯并非普通投资者。他生性叛逆，也有勇气去做别人不愿意做的事。如果一家公司看起来被低估，而股价仍在持续下跌，他并不会因此惊慌。相反，只要判断没有被证伪，他会继续买入。在他看来，这要求投资者保持冷静、自律，并且能够坦然面对不适。

　　他从不追逐光鲜亮丽的企业或家喻户晓的品牌。相反，他更偏爱那些被大多数投资者忽视、甚至被视为“问题公司”的企业——失宠、被低估、价格低廉。原因很简单：优秀公司的受欢迎程度，往往意味着更高的价格；而陷入困境、但基本面仍然稳固的公司，一旦走出低谷，回报往往更为可观。

　　因此，他并不追求完美，而是寻找便宜货。他始终相信，市场最终会重新认识价值。

　　此前谈到格雷厄姆对GEICO保险公司的投资。施洛斯作为格雷厄姆–纽曼公司的股东，也获得了相应股份，只是出于个人原因，很早便将其出售。这正是一个典型的估值被严重低估的案例。

　　当时GEICO具备清晰的优势：运营成本低、客户群持续增长、通过直接面向消费者有效降低费用，财务状况稳健，而市场给出的价格却仅相当于其潜在价值的一小部分。格雷厄姆和施洛斯看到了这一点，市场却没有。

　　他后来投资了克利夫兰克里夫斯公司，一家因周期低迷而失宠的铁矿石开采企业。尽管短期盈利承压，但公司拥有扎实的资产、极低的负债水平，以及远高于股价的有形账面价值。

　　当其他人看到的是一家行将就木的钢铁相关企业时，施洛斯看到的却是被贱卖的硬资产。他耐心等待。随着钢铁周期回归，公司盈利和股价双双反弹。

　　惠灵匹兹堡钢铁公司则是另一类典型案例，一家“捡烟蒂”式的企业。公司经营陷入困境，但仍然持有大量有价值的资产，工厂、设备和库存的价值超过了当时的市值，而股票价格甚至低于清算价值。

　　施洛斯并不试图预测钢铁需求是否回升，他只是以五十美分的价格买入价值一美元的资产，然后等待。

　　太平洋木材公司也是如此。公司拥有大片仍在经营的林地，而在施洛斯买入时，股价并未反映这些土地的真实市场价值。他不需要一个亮眼的财报季，也不需要一场精彩的CEO演讲。他需要的只是时间和耐心。最终，木材资产的价值得到市场认可，股价随之大幅上行。

　　这些投资选择并不耀眼，也从未登上杂志封面。但它们确实赚钱。背后还有一个关键之一，是分散投资。

　　当不少投资者把筹码集中在少数几只重仓股上时，施洛斯选择了相反的道路。他的组合中往往持有超过100只股票，没有任何一项投资能够决定整体成败。

　　这种结构也让他无需为单一仓位患得患失。他不需要找到“大赢家”，只需要足够多价格低于真实价值的股票。随着时间推移，这一策略持续奏效。

　　在整个过程中，他从不纠结于市场时机。择时从来不是施洛斯策略的一部分。他认为，试图预测市场明天、下个月或明年的走向，本身就是一种时间浪费。

　　他曾半开玩笑地说：“每次市场暴跌，我就去剪头发。”这是在提醒自己不要反应过度。

　　他从不追求在顶部卖出、在底部买入。那种精准度对他毫无吸引力。他真正关心的是：如果一项业务价值1美元，而你能用40美分买到，长期来看，总会有好事发生。你不需要知道时间点，只需要愿意等待。

　　如果卖出之后股价继续上涨，他也不会耿耿于怀。他衡量成功的标准，并不是抓住每一分钱，而是是否坚守了原则、是否保护了资本。他知道，只要保持耐心并做好准备，市场总会提供新的机会。

　　如果一只股票看起来很便宜，但由不诚实或可疑的人控制，他会选择回避。即便表面上是一笔好买卖，他也清楚，这类交易往往会有糟糕的结局。

　　他正是吃过亏，才得出这样的结论。声名狼藉的人，往往会想方设法利用他人，尤其是股东。他宁可放弃机会，也不愿一辈子担心欺诈、纠纷或管理层风险。

　　总体而言，施洛斯的方法并不花哨，却极其有效：低价买入，保持耐心，分散投资，避免杠杆，始终以保护资金安全为先。

　　对施洛斯来说，投资的成功从来不只是关乎数字，更关乎品格。知识的价值，不仅取决于其内容，也取决于掌握它的人是谁。

　　服役期间，施洛斯曾收到母亲的一封信。信中，她列举了自己认为不可或缺的品质：诚实、可靠，以及毫不妥协的正直。施洛斯一直把这封信放在心上。

　　后来，他正是凭借这种对信任的珍视，建立起了自己的声誉，也建立起了自己的投资公司。

　　在品格之外，施洛斯同样看重一种容易被误解的品质——毅力。但在他那里，毅力从不等同于固执。

　　如果一笔投资的逻辑被证明是错误的，他会果断退出；如果判断本身没有问题，只是需要时间，他就会耐心等待，有时甚至是数年之久。

　　正是这种在“坚持”与“修正”之间保持平衡的能力，让他区别于许多投资者：他们要么过早离场，要么在错误判断上停留过久。

　　这种判断力，来自他对情绪的高度警惕。施洛斯具备一种能力，能够在不被情绪左右的情况下，看清事物、局势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真实关系。

　　当你能在不受个人期望干扰的前提下形成判断，决策本身就会更加清晰。这正是他的核心工作方式。

　　因此，他从不试图预测或投机。他所做的，是反复审视事实：资产负债表、现金流、安全边际，然后在尽量剥离情绪的状态下做出决策。

　　在这一点上，他谦逊得近乎过分，却对自己的方法始终笃定。正如巴菲特所说：“几乎没有人能对沃尔特产生太大影响，而这正是他的优点之一。”

　　施洛斯并不认为自己具备传统意义上的“精明”。他不圆滑，也不伶牙俐齿。但他足够谨慎。他从不试图比市场更聪明，而是始终警惕不要被市场愚弄。正因如此，在他看来，信任始终高于策略。大多数投资失误，并非源自糟糕的计算，而是判断出了问题。

　　如果一位CEO看起来不可信，无论股价多么便宜，他都不会出手；如果一位同行试图违反规则，无论回报多么诱人，他都会选择离开。

　　他并不只是想赚钱，而是想把事情做对。在他心中，如果必须依靠作弊才能赢得胜利，那就根本不算胜利。

　　他不管理庞大的团队，不依赖分析师意见，也不让他人的判断左右自己的决策。这种独立，使他能够基于证据而非共识思考，也让他免于承受许多管理者不得不面对的压力——季度业绩、客户期待、外界解释。

　　他通过简单的生活结构、朴素的生活方式和有限的社交圈，主动避开了这些干扰。他自己做决定，自己承担结果，也享受那份由此而来的自由——不受打扰、清晰思考的自由，成为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财富之一。

　　施洛斯始终相信，正直的力量与投资中的复利一样强大。在他看来，品格同样会产生复利效应：当你建立起诚实、谦逊与良好判断力的声誉，人们就会信任你；而信任一旦形成，往往会持续很久。

　　在一个自我意识如股票走势图般起伏不定的行业里，沃尔特·施洛斯用自己的方式证明了：低调而坚定的正直，几乎可以胜过一切。

　　2001年，施洛斯选择结束自己的合伙关系，并非因为失败，而是因为他认为市场上已没有足够的低价股票，至少没有符合他标准的那种。他没有放弃原则，而是悄悄地将资金返还给投资者，没有大张旗鼓，低调如常。

　　他以自己的方式结束职业生涯，就如同他一贯的生活方式那样：坚守原则，正直清醒。

　　在沃尔特·施洛斯退休时，他创造了投资史上最令人瞩目的业绩纪录之一——47年间年均回报率超过20%。他始终跑赢标准普尔500指数，避开了泡沫、炒作、狂热，以及随之而来的崩溃。

　　施洛斯从未将“投资大拿”视为自己的身份标签。对他来说，目标从来不是名声、权力或建立一个金融帝国，目标是自由地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，独立思考，并在自己的节奏中从事有意义的工作。

　　他选择回馈社会的方式之一，是与一个杰出的组织合作，默默协助管理自由之家的捐赠基金。

　　即使他的社交网络逐渐扩大，沃尔特也从不追逐地位。他没有购买豪宅，不加入专属俱乐部，也没有让自己沉溺于奢华生活。

　　他有时在周末工作，但并非频繁交易。他既不与高管开会，也不向他人推销想法。他相信：生活越宁静，思维就越清晰；而帮助别人，是一种应尽的责任。

　　当人们问他，是什么让他取得了成功，他总是把功劳归于本·格雷厄姆。他从不假装自己发明了什么，只是说自己遵循原则，不自我设限。

　　也许最重要的是：他始终保持脚踏实地，相信只要日复一日地做正确的事，好事就会接踵而至。

　　2012年，95岁高龄的沃尔特·施洛斯因白血病并发症在曼哈顿的家中去世。这位投资界的“长寿将军”不仅在寿命上令人敬佩，在职业生涯上也极其持久，他一直工作到90多岁。

　　他留下的，不只是财富，更是一个榜样，一种独立思考的传承。他向世人证明了，很少有投资者能做到的一点：你可以在市场中取得成功，无需复杂手段，无需自负心态，无需妥协让步。

　　要诚实、有耐心、谨慎、谦逊，坚守自己的价值观，不要试图耍小聪明战胜市场。尽量别做傻事——因为财富积累不易，失去却太容易。